诺姆. 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亲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作为研究《旧约》及其集注的学者，乔姆斯基个人早期的学术训练使他接触了通过深入剖析批判性地质疑原文的犹太教法学者的传统，也使他接触了“具有积极分子思想”的观点。在父母家中 ，锡安主义运动和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共同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甚至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这二者就已开始互为影响。罗伯特.巴斯基撰写的传记《诺曼.乔姆斯基：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生》1997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乔姆斯基早年的情况作了有益论述。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大多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

　　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被称之为“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语言学研究和分析学派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生而有之的，而且唯有在人的身上才能找到。这种理论拒绝接受学习和创造语言的能力只能随外部环境而机械性地发展的观点。孩子讲话时不会仅仅模仿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相反，随着人脑力（人心）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照巴斯基的话说，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看法会使人联想到孟子对人性存在的某些肯定（反驳告子与墨子的观点）。对孟子而言，人不仅是一个可被外部环境塑造的空白实体，而且具有天赋的通过修身和学习可以发展的积极潜能（如孟子的“性善说”，“四端说”）。 孟子认为社会道德是“生而有”之（而非自然）“存乎内心”的，正如乔姆斯基将使用语言的能力视为与生俱来的一样。既然语言是人们社会化的方式，孟子和乔姆斯基的两种哲学就具有相容性，尽管孟子对政府的期望高于乔姆斯基。孟子的关键词“仁政”在乔姆斯基的著作中找不到。

　　诚然，当乔姆斯基肯定“人性”的存在与社会和历史环境无关时，他的哲学来源并非儒学，而是诸如斯宾诺莎和笛卡尔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乔姆斯基承认，笛卡尔关于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天赋的观点的影响与机器般的动物截然不同（见罗伯特.巴斯基的《诺姆慢.乔姆斯基：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生》第108页）。17世纪的犹太思想家斯宾诺莎从自然和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上帝，他是乔姆斯基思想的另一个来源。在乔姆斯基的所有思想中，人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类别。他1970年与米歇尔.福柯（福柯较重视外部环境）探讨人性问题的电视辩论于2006年9月出版发行。

　　当乔姆斯基转去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他认为，人类无需大量采用外部控制的方式来构建有益而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他“希望看到一个向义务性的组织机构发展的社会，一个尽量消除等级制度和霸权机构以及这二者在所有权和控制力方面的基础的社会。”（见《乔姆斯基论民主与教育》2003年，第298页）。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总的来说，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放任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是作为社会和道德的仲裁人来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后者依赖温和的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适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而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然而对于作为一种控制国家意识形态或证明官方立场的正当性的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他却很少赞同。

　　乔姆斯基对国家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这两本书中收集了他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有特别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

　　乔姆斯基在最近的新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之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由于华盛顿政府追随昔日帝国--- 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也毫不例外，同样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

　　乔姆斯基的逻辑是：采用普遍原则来评判政府行为。他在《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一书（第4页）中写道：“那些真正有兴趣了解世界的人们，无论他们是在评估自己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为官方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是在评估那些正式敌人时，都将采用同样的标准……蓄意的无知掩盖了真理，而这种无知使得原有的一个错误罪上加罪。”乔姆斯基将寻求真理以及反对官方侵略和谎言的斗争视为“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他的著作中，乔姆斯基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便是标准。有必要拆除由教条式的体系所建立起来的骗术的结构……”

　　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而实际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然而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恶行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说，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一个“善意的失误，”而对于俄国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这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之为“人道主义”，入侵被称之为“援救”，政治对手被称之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这进一步意味着，与世界各国人民一样，美国人民也厌恶不道德，也具有天赋的内在的普遍道德，正如他们具有先天而内在的语言能力一样。

　　这里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当我们（在《》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 --- 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

　　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他承认主要报纸甚至电视台有时确实会报道对政策的部分批评，然而对那些偶尔才报道的批评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他却一直颇感失望。他感激这一事实：在美国制度中还有些“小绿洲”，在那些地方--- 像他所在的那些名牌院校--- 有时确实可以允许自由批评。虽然这些地方有价值，但也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也存在更为广泛的讨论自由。与此同时，他辩论说，教育制度的一个好的方面是参与思想灌输，创造共识。在第三世界国家被任意使用的纯粹暴力和威吓，对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效果。乔姆斯基在他的《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1989年）等书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采用的是认识论的方式：思维过程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得知并接受官方立场的，但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

　　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而共同的积极主义的基础。 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而国家法律在理论上又必须保护人们的。这有助于解释乔姆斯基之所以敬佩伯特兰. 罗素的原因。罗素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反战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反对英国政府的非正义行为及其热衷于制造战争的抗议。尽管反对官方政策和错误行径的斗争力量悬殊，但乔姆斯基总是谨慎而乐观。他相信从长远来看，人性和脑力的自然能力会取胜，正如他相信在过去的500年间尽管人类的进步有限，但毕竟还是有所进步一样。

　　在乔姆斯基论述美国政府国内外政策的诸多著作中，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来评述的。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在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近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即使他或许会同意那些著作所阐述的观点，那些语言也离普通话语相距太远。

　　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俄国，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在小国，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俯首帖耳地服从华盛顿政府的命令，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机构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些大量的世界现实情况。

　　当谴责美国政府的政策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乔姆斯基或许将自己跟《旧约》中的先知---诸如耶利米---作比较。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己负责任，让他们的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而作出满意的交代。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有机会发表意见和出版著作，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一个成熟而老练的宣传体系不得不为偶尔的批评或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少许空间（倘若非如此不可的话），但这种空间不过是在边缘而已，以确保不足以造成太多麻烦。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而对其他政府的错误则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当一个人承认普遍原则时，他无疑已意识到并在批评其他人所犯的错误。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学习中国早期哲学的学生们会意识到孔子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试图纠正他人之前，应首先端正自己（包括自己的社会和自己的国家），以身作则，即所谓“ 自正正人”，“正己正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非但主张“射者正己而后发”，而且强调“反求诸己”。

　　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或许虽然在措辞（“民主”而不是“文明”）上有所变化，但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炮舰外交迫使中国（以及许多其他殖民地）签署不平等的条约到现在，现代国际法，贸易实践以及制造战争并未发生什么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负面政策较容易挫伤较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所谓“自由贸易”其实往往是阻碍农产品自由贸易的不公平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中国强大的国体才能保护中国，因为通过革命，中国已摆脱昔日殖民地半殖民的地位，成为全球贸易和外交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这里有一个乔姆斯基没有谈到的重要问题：如何将中国纳入他一般性的政治分析当中？他会如何分析从孙中山到以及之后的中国领导人的革命全过程?

　　虽然乔姆斯基偶尔提及中国，也承认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但他很少详细探究中国历史或文化。这或许是因为他对“国家”这一概念的否定态度与中国较悠久的政治传统和现代历史相矛盾的关系。这一结果是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一个软弱之国如何能反抗帝国主义？儒学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也是与乔姆斯基对语言，社会和道德责任的观点具有兼容性的一种政治哲学。然而，从本质上说，儒学是把国家作为既超越社会之上又在社会之中的道德力量的一种学说， 一种与黑格尔（乃至列宁）的学说较为接近的学说。儒学与放任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不相容的。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儒学用一种在现代西方极为罕见的方式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融为一体。在现代西方，宗教与国家即使不是各自独立的范畴，常常也分属不同领域。在西方，法律为国家权力提供正当的理由，而宗教则试图自己规范道德。孔子主张“正者政也”，仁者无敌。或许正是由于政府与道德的结合，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才远比美国或国家少受宗教的约束。

　　很多紧抓住昔日传教士式的幻象不放的美国人仍然相信，他们持有治疗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宗教，人权，民主），即使这些灵丹妙药不得不强加于中国人民。不少中国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许多基督徒仍然对中世纪改变犹太人信仰的传教坚信不移，并将中国人也视为可被改变信仰的良好人选。对这种仁慈干预的幻象，乔姆斯基的著作是种有益的解药，它们详细揭示了崇高理想是如何被违背，转去为那些最不人道的经济和战略目标服务的。正如马克.吐温1900年所写，那些已前去改变中国人信仰的有抱负的传教士都应立即回国，去拯救他们自己那些急需拯救的同胞（“私刑国”）。“医生，治愈你自己的病吧”，英文箴言如是说。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痛心！新学期开学，儿童教材钟南山的这张图片，让中医人泪崩了……

　　是什么样的洗脑的力量，才会让这个教授如此的自轻自贱？

　　原县委书记被绑架 失实信息背后的四个问题

　　从多地城管撕春联想到的：相比整齐划一，城市更需要人间烟火气

　　「专家」成为烘臭之衔，本质原因是脱离群众

　　元宵节里枪声响，两大贪官饮弹亡，贪官后人非常感激毛主席

　　2023年迄今为止最大悲剧发生了，看得人格外心堵！

　　天眸树欲静而风不止 ──“联想事件大讨论”的继续

　　2023年展望之十：“公知”在中国仍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冬雷“事多蹊跷必有妖”再写 “全面爆发式”的感染警示国人“阶级斗争和防敌意识”不可躺平

　　美德，美法与秩序——谈谈“当代武训”，基督教改良主义者钟祺翔那披着后现代皮的前现代游戏作品《明日方舟》

　　这么多领导干部有哈佛经历，实在令人忧金年会虑！

　　司马南：应当听取T女士的教导，大疫当下，敬请嘴下留情！

　　为什么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司马平邦：又一核武国军援普京？俄乌战争会升级为世界大战吗？

　　2023年迄今为止最大悲剧发生了，看得人格外心堵！

　　痛心！新学期开学，儿童教材钟南山的这张图片，让中医人泪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