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在纽约爆发，声称代表99%普通民众的者以纽约祖科蒂公园为大本营，在华尔街附近集会、，抗议大公司无节制的贪婪、指责政府对少数金融机构的救助导致美国民众陷入经济困境。

　　这是2011年10月5日，数千名“占领华尔街”活动的者在纽约市政厅附近的福利广场集会抗议。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这是2011年5月4日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拍摄的卡尔·马克思墓。

　　1883年，马克思这个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但是，他的《宣言》、《资本论》等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而消亡。新华社记者 曾毅 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寒冬，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随之暴露出来。这重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致使世界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评与日俱增。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对27个国家共2.9万多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规范和改革。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和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的热潮，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实现自身“救赎”的途径。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后，西方就有人开始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呈现出的新特征，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具备不同以往的特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虽然学者们对如何界定这个阶段尚存争议，有的将其命名为“赌场资本主义”，有的称其为“数字资本主义”，还有的称作“涡轮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等，但是，西方学界认可的是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奈提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起，资本主义便进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今金融垄断资本无所不在的事实又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资本主义金融化。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迅速膨胀。德洛奈将资本主义金融化、金融虚拟化以及泡沫化视为资本主义近30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并认为金融化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最深层次原因。

　　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随着苏东政权的崩溃和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而最终实现的，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之后，美国模式成为全球顶礼膜拜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得意之作”。但是，当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表明这次“灾难”的成因并非外来而是发生了“内部破裂”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西方社会被打上了越来越多的问号。最近两年，西方学者、媒体人士和政要等主要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结构性弱点这两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深入探讨。

　　政府作用缺失，市场并非万能。以往，倡导“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一直被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圭臬。然而，当放任自流的美国金融市场最终“孕育”出了次贷危机这个恶果，并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舆论界、尤其是欧洲左翼力量开始对“市场万能论”进行批判，并强调国家的作用，主张加强市场监管。美国《》指出，市场的投资者是短视的，没有反映广泛认同的社会目标，金年会官方网站导致犯下灾难性错误。汇丰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的麻烦》一书的作者罗杰·布托认为，“市场万能论”理论正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西方学者转而推崇中国实行的政府控制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

　　体制矛盾终将导致体制危机。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和体系性弱点。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其主要原因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应对危机和经济复苏时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政策中的摇摆转向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周期性危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主席大卫·科茨说，尽管资本主义某一特定体制形式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促进高利润和经济扩张，但资本主义的体制矛盾终将导致体制危机的爆发。

　　在质疑经济体制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还开始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不满，席卷全美、得到许多其他西方民众响应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传递了这种情绪。就连曾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之类“历史终结论”观点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在整个世界对西方民主制度信心动摇的大背景下，西方舆论界展开了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大反思和大批判。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效率低下。在许多西方媒体和学者看来，当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最大弊病之一是效率低下，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使议员有权过分阻挠政府，以及永远存在的竞选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美国《》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欧洲，没有任何选举提供解决这些国家最烦所需的最基本的改革措施；在首相更迭频繁的日本，选举和党派更替也未能使国家走出20年的停滞期。

　　西方民主是“寡头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另一个常遭诟病的问题便是“寡头政治”，一些西方学者甚至称其为西方民主的虚伪和欺骗性的表现。西班牙经济学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在接受西班牙《先锋报》采访时称，过去20年，西方民主一直在为金融寡头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认为，美国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巨头牢牢绑住，和奥巴马总统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政客们对寡头的“效忠”使得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甚至可能使监管变成一纸空文。

　　对第三世界国家缺乏道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打击民主、践踏人权和公民权等众多事实发生后，一些西方学者乃至著名政要也开始承认，一味强调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西方民主在对待第三世界时缺乏道德。西班牙《起义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也许很多人都认为西方民主是道德的、公正的和人性化的，但事实上它有时的确展现了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和罪恶的一面。

　　赞扬中国民主制度优势。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西方世界在深刻反省资本主义民主各种弊病的同时，还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到了“中国的做法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存在诸多优越性，比如中国政府决策效率高、对人民高度负责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期饱受西方舆论指责的所谓中国“一党政治”在危机后也成为他们赞誉的对象。许多西方媒体注意到，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三权分立、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方式，而是数十年坚持，这使“中国很幸运”，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以及政党更替的影响。美国《》一篇文章评论说，跟美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优势”，可以更好地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持续经济衰退，致使许多西方民众对他们曾经深信不疑，并引以为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动摇。他们开始心生疑问：自己是否真的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

　　在一片质疑声中，西方学者和媒体开始认真思考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未来命运，并围绕“在经历此次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这一命题展开了激烈讨论，逐步形成了五种比较主流的资本主义前景观。他们有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衰竭；有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犹存，必将通过这次危机“浴火重生”；有的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向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过渡；有的认为“中国模式”将会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归宿”；还有的认为，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现在给资本主义的未来下定论为时尚早。

　　西方许多学者和媒体认为，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资本主义走向终结是历史必然。

　　“生命周期”正走向衰竭。2008年刚刚结束，许多欧美人就已经开始谈论金融危机是否会成为资本主义的终止符了。美国《市场观察》网站题为《“资本主义灵魂”的死亡》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不知道“这会发生在明天，还是5年或10年之后”。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说，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正好验证了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

　　救市措施不能弥补资本主义本质缺陷。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经济复苏，但是这些举措却因效果欠佳而未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美国权威机构的多项民调显示，60%的人称受危机冲击仍在缩衣节食，50%的人回答危机导致财务状况显著恶化。对此，很多西方学者指出，暂时的救市措施只是缓和矛盾的手段和策略，资本主义最后灭亡就蕴藏于历史的逻辑中。

　　虽然“走向终结说”如今在西方占有相当市场，但是仍有很多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犹存，只不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和更新。

　　旧体制不适应新世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首先，使用虚拟资本的投机行为和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投资活动之间的合理比例已被严重打破并失控；其次，正常的分工体系被颠倒，过度的红利体系使经理人的收入与资本拥有者的利益紧密挂钩，放任无度的高薪福利严重败坏了经理人的从业风气；再次，资本已不再是当下全球经济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他说，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对旧体系的错误有所认识，并找到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资本主义模式。

　　危机可能催生“资本主义制度4.0”。一些西方学者和传媒人士将此次危机视为促使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的一次契机，相信一定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找到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副主编阿纳托尔·卡列茨基将转型后的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制度4.0”，即全球资本主义的第四次变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第四版”应立足于19世纪初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上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要能适应二十一世纪的需要，尤其是能与充满活力且自信的中国竞争。

　　对新版资本主义“个性”看法相左。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虽然坚信资本主义会获得新生，但却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是该变得更加温和、友善，还是更加强势、更强调对立，意见不一。英国广播公司财经新闻编辑罗伯特·佩斯顿认为，新资本主义应该更加公平友善，少一些胜者通吃的赌博意味。而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发表的题为《资本主义的再生》的文章却强调，新资本主义必须强势并在意识形态上与社会主义保持对立。

　　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和左翼学者认为，当前的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局限性。他们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西方左翼力量内部，想通过激烈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少，而通过不断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社会主义因素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却越来越受欢迎。

　　革命手段和者寡。在2009年4月于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举行的全球左翼论坛上，一小部分与会代表认为，应该趁着资本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希腊代表就提出，任何政策都不能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性，工人尤其是应该联合行动以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权力体系。

　　和平过渡更可能。大部分与会代表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借鉴运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因此，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内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资本主义可能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但是，这个过程将十分漫长。

　　西方舆论界还有一种愈益流行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会被“中国模式”所替代。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区别开来，他们认为，中国没有遭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之苦，也没有像美欧、日本那样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这说明“中国模式”具有很多制度优势，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会很有吸引力，并可能最终取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

　　或将成为世界主导。英国《》评论说，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模式不会是基于西方价值和美国领导的民主资本主义的产物。相反，它将是一种带有权威色彩、启发自亚洲价值、由国家引领的资本主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载文指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体超越发达国家成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引导者，将是近代史上最显著的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和权力转移。

　　“中国模式”优势明显。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优点主要在于：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发展、稳定和人权必须平衡；在发展战略上，主张通过试验，结合实际渐进改革，反对“休克疗法”，先经济，后政治；在对外援助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援助多集中在基础设施。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救市时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中国由于存在庞大的国有经济体，因此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这正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优势。

　　对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由于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的弊端，今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钟情于“中国模式”。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将“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所在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是一场壮观的经济革命、惊人的发展以及改善民生进程的主角；二是中国总体上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持观望态度，认为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仍不稳定，因此现在给资本主义的未来下定论为时尚早。

　　曾经是“美国式市场万能论”以及新自由主义信奉者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在新作《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中指出，美国泡沫经济崩溃的结果，将迫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变方向，但是寻找到新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或许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未来将和“中国模式”展开激烈竞争，但是谁胜谁负还是未定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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