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之三是，道德教化中传达给老百姓的道德观念应当是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教化不但立足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且最终必须回到实践之中，才能够起到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明清的劝善书中，不但教给人们基本的道德要求，而且也在引导人们进行道德实践的形式上力求能够简单易行。比如，在《了凡四训》中，袁黄接受云谷的建议，用明代之后流行的功过格的形式来督促自己做善事。“余行一事，随以笔记；汝母不能书，辄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这种方式，无论识字不识字都可以采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内容上来说，《了凡四训》等劝善书中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也是切实可行的。在“积善之方”中袁黄列举了十类可以随缘济众的善事：“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水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这十类事情，明显都是只要愿意就能够做到的，但的确又都能够对和谐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中，往往存在着脱离实践的现象。这不仅体现在道德要求上的好高骛远，虚着悬空，而且在方法和途径上，也往往存在着形式化的倾向，既缺乏促进道德教化的激励机制，又缺乏个体主动进行道德修养的激励机制。借助古人的智慧，提升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水平和有效性，启发之一，就是必须要尽量做到道德要求和实践方法切实可行、简单易行。

　　当然，对于一部形成于封建社会晚期的著作，《了凡四训》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从目的上说，此类善书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伦理纲常；从内容和观点上说，其中存在着诸如信奉鬼神等迷信的、不科学的内容，在今天很难被人们所接受；从思想倾向上说，尽管《了凡四训》中也强调要“上思报国之恩”，但其中大量的内容指向的是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实现，甚至持明哲保身的态度。因此，在对包括《了凡四训》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教化理论进行现代价值评价时，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分为二地辩证分析，既不能一笔抹煞，也不可全盘照抄，必须根据今天社会生活的特点和现实要求，树立科学的态度，运用恰当的方法，仔细地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但总体来说，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其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手段、途径等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因此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虽然在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具体内容上已经没有了再继承的必要，但如果从其当时存在的历史环境考察，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曾经是积极的，与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大致相符合，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原则性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路等内容，仍然是可以借鉴和吸收的，对于这样的内容，当然也不能够一笔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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