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会官方网站道德，就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教育和人的信念的力量去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非凡的行为规范，是规定行为是非的惯例和原则。一般来说，道德是社会基本价值观一个约定俗成的表现，人们一般都会根据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社会认同的形态，形成与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观，大多数人能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

　　道德一般可分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三类。其中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劳动和工作过程中应遵守的与其职业活动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守或履行行为标准和要求，以及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治理道德作为一种非凡的职业道德，是从事治理工作的治理者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是非凡的职业道德规范，是对治理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对治理者自身而言，可以说是治理者的立身之本、行为之基、发展之源；对企业而言，是对企业进行治理价值导向，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所需的一种重要资源，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源泉，可以说治理道德是治理者与企业的精神财富。

　　1．前治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治理道德观受个人利益支配。按怎样对自己有利制定决策，并按照什么行为方式会导致奖赏或惩罚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在这一阶段上，行为者认为凡是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对自己不利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

　　2．治理阶段。道德观受他人期望的影响，包括遵守法律，对重要人物的期望作出反应，并保持对人们的期望的一般感觉。这种道德观，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一些真正为企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观就是良性的。相反，以个别人期望为是非标准的治理道德观就是恶性的。

　　3．原则阶段。原则是指个人的道德原则，它们可以与社会的准则和法律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这种治理道德观强调个性和个人英雄主义，认为人假如压抑自己，不充分施展和发展自我，违反自己内心的是非观，是不道德的。

　　任何治理都是组织的治理。但是，组织治理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如何，又直接关系到治理水平的高低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因为组织者在制定治理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到治理目标的可行性，而且要考虑到治理目标的道德性，才能使治理目标成为有效的目标。组织治理者为了使其治理目标可行，或多或少地都要考虑它的目标的道德性。原始社会的氏族公共事务治理，其目标是为了获取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其道德目标是为了维护氏族组织成员的生存。到了阶级社会，组织的治理目标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不同阶级的组织治理，其治理目标也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强化国家治理中的职能时，其社会治理目标也考虑到要把阶级冲突保持在一定的“秩序” 的范围内，用“礼”或“仁” 规范人们的行为，使民众懂得如何安分守己，不要“犯上作乱”。他们还把有效实现对国家的治理看作是有效治理社会的目标，认为治理好国家也就是治理好社会，其道德目标就是保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正如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所说：“应当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便把国家治理好。决不能让争吵破坏公道，也不能让暴力损害公益。因为治理得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保证，一切都系于国家。国家健全就是一切兴盛，国家腐败就一切完蛋”。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闻名的“贞观之治”，就是与唐太宗李世民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治理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德政措施分不开的。所以，后来的许多封建统治者都效仿唐太宗，提倡德政，“以德治国”。

　　与以往剥削阶级强化国家治理目标不同，资本主义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方面是进行生产治理。但是， 资产阶级在制定其生产治理目标时，基于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往往很少考虑其目标的道德性，所以总是达不到其应该达到的有效治理。对此，马克思曾揭露过资产阶级这种治理目标的道德弱化的本质。他说：“假如说资本主义的治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治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治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治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非凡职能取得了非凡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 社会一切治理的本质和目标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生产的治理目标， 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种治理目标与道德要求的一致性，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

　　手段是为实现一定目的或目标而采取的一定的途径、方法、办法和策略的总和。任何组织治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则取决于组织治理者对手段的选择。而所选择的手段是否正当，即手段是否道德，会直接影响治理目标的实现。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在实现其治理目标时采取的手段是各不相同的。奴隶主阶级民主派曾要求对奴隶采取一些怀柔的、宽容的政策，以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奴隶主阶级贵族派却继续坚持严厉的压迫政策，激起了奴隶们的极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曾经采取过一些小恩小惠的政策， 给农民一些好处，对吸引农民参加革命确实起了较好的作用。但封建地主阶级掌权之后，又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剥削和压迫农民，结果导致农民起义连绵不断。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博爱”的革命大旗，对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无情揭露和批判的斗争手段，这对于吸引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革命，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掌权之后，由于仍然奉行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因而在其实现生产治理的目标过程中，又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不正当手段，如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招收童工，压低工资等等，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以此来达到其追求高额剩余价值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总是“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与资产阶级不同， 无产阶级在把握国家政权之后，要求一切组织治理者在为实现其治理目标而选择的所有手段，都必须是正当的，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它果断反对一些组织治理者为达到其私利而采取不正当手段的做法。它还要求人们对诸如偷工减料、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造劣、哄抬物价、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等不正当行为， 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和谴责。

　　人际关系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一定社会的人际关系治理，除受社会性质决定之外，还受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这种治理的复杂性和治理层次的多样性。调整和协调不同的人际关系或同一种人际关系中的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需要有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即处理和协调邻里人际关系、老乡人际关系与处理和协调家庭人际关系、夫妻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各不相同的。中国长期流传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虽是老话，却说明了人际关系治理的复杂性。非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的人滥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使人际交往中出现许多“关系网”现象，如“人情大于公章”的现象，以及“杀熟”现象，即在经济交往中既“吃里”又“扒外”的现象，使人们感到信用危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人们的交往关系，使人们的人际关系沿着平等、和睦、协调和有序的健康方向发展，就成为治理道德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任何的组织治理，都是通过人来执行其治理职能，通过人的活动来实施的。因此，如何治理好人，如何用人，不仅要考虑人的知识、经验和能力，而且要考虑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人存政存，人亡政息”，“天下治乱，往往系于用人”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不是至理名言，但却包含着较为深刻的道理。事实上，中国历代的许多国家治理的决策都重视用人的德才要求。从战国时代的客卿、养士到汉代的举贤士；从魏九品官人法门阀士族制，到隋唐的科举制、明清的八股文取士等等取才用人制度，都要求人选者不仅要有才，而且要有德，即忠君爱国、举孝廉、不犯上。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在网罗人才的过程中，也很重视其所用人才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的用人制度，更应该重视德的要求，必须坚持用人的德才兼备和知人善用的原则，反对“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做法，使我们的人事治理科学化、规范化、道德化。

　　物资钱财是实现组织治理目标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资钱财的组织根本不可能进行治理。但是，有了物资钱财的组织，也不一定能实现有效的治理目标，因为物资钱财总是要交给组织机构的人员去把握和运用的。这时，财物治理人员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与财物的道德风险就会成正比。假如管钱管物的人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勿用”等最起码的道德意识都没有，必然会利欲熏心，贪污挪用，化公为私，这就必然动摇或削弱组织治理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连续出现了许多巨大的贪污案件，以及贪污人员的低龄化(如“26岁现象”)，都足以说明我国财物治理制度的薄弱和财物治理人员道德意识的缺失。因此，如何规范财物治理人员的行为，加强财物治理方面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也是治理道德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治理道德是人们在参与治理活动中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为指导而提升、概括出来的治理行为的规范，它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治理。无论是行政治理、经济治理、企业治理、文化治理，还是单位、部门、家庭和邻里的人际关系治理，都应当遵守治理道德的原则和要求。

　　人类最初的治理，属于公权的、人人都可以平等参加的治理，没有强制性。与之相应的，调整治理行为的规范，即治理道德也没有强制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 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治理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具有阶级的性质和内容。它依靠国家或组织的权力实行治理活动，具有强制的性质。但是，与此相适应的治理道德并没有改变其非强制的性质。不过，治理道德在内容上侧重于调整和约束组织治理者的治理行为，在社会作用上则侧重于依靠被治理者的舆论影响治理者的行为，从而调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具有非凡性。

　　人类的治理活动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作为调整治理行为和治理关系的治理道德规范，也必然随着治理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治理性质单纯、形式单一、内容简单、发展极其缓慢，与之相应的治理道德的内容也简单、规范也少、发展也缓慢。到了近代，随着治理内容的复杂化、治理方式的制度化和治理目标的多样化，与此相应的治理道德的内容也随之增加和丰富，形式也多样化。非凡是当代科学治理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治理道德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如何在这种变动性中适时调整道德的结构和层次，概括出反映新的时代特点和当代科学治理水平的新的治理道德规范，以满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发展的需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的任务。

　　道德教化是一个古老的概念，重视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重视德治，所以都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孔子主张用“仁爱”的道德原则教化人，认为人只要做到“仁”，就能自爱，就能“爱人”，对人宽容、忠恕。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的思想，认为“仁”就是“爱之理，心之德”。此外，儒家还把公正、廉洁、重行、修养、举贤仁能等等，都看作“仁爱”教化的结果，要求治理者都应具备这些道德品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治理道德，应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道德教化思想，高度重视治理道德的教化作用。尤其应当强调组织治理者的道德示范和引导作用，使治理道德的意识、信念、意志、情感更加深入人心，并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这对于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外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早期教育因素、企业的治理体制及制度因素、企业文化因素、社会大环境因素等。

　　一是早期教育因素的影响。个人早期受的教育、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其幼、童年时期所处环境的熏陶、所受教育的程度对其今后的观念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这时期感知、认知事物，其个人的道德观初步形成。“孔融让梨”就是早期教育对其道德影响的表现。 二是企业的治理体制及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的治理体制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企业领导者是否为治理者创造一个工作、发展的平台，企业是否做到组织结构科学合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完善、人才培训培养机制是否激励有效等，都对治理道德的形成起到较大影响。正如张瑞敏评价他在海尔充当的角色时，认为“第一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中如何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第二是牧师，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

　　三是企业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个企业有较强的、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就可以抵御外来风险，化解内部冲突。在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以来，许多企业注重实施企业文化建设，形成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文化，如海尔文化，不仅使海尔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而且使企业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员工的亲和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了海尔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四是社会大环境因素的影响。一定时期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会从外部影响、甚至改变个人的治理道德观。尤其足在社会转型期，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了一些人的道德观危机，如社会不同层次的治理道德问题、职业圈子中的治理道德问题、企业内部日常治理中面临的治理道德问题等。

　　2．内在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治理者自身的意志、能力、信念因素、自身责任感因素等。

　　一是个人意志、能力和信念因素的影响。个人意志坚强、个人能力较强、个人信念坚定的治理者对事物判定比较准确，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外部诱惑如何，其大多数会在道德准则判定与道德行为之间保持较强的一致性，不会因一时之事、一念之差而作出不正确的选择；反之则会在道德准则判定与道德行为之间作出不正确的选择。

　　二是个人责任感因素的影响。责任感是每个人对工作、企业、社会等所作出行为的负责态度，有较强责任感的人，是一个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和正确行使职权的治理者，敢于、勇于对自己行为负责，很少出现违反道德准则的情况；反之，缺乏责任感的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不愿承担责任，甚至认为“事不关己”，推卸责任，则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素质。

　　上述几种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治理道德观的形成，不同的道德观导致了相应的治理行为，造成各种各样的治理道德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一些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唯利是图。因此，在企业经营治理活动中，经常出现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与实际上不讲道德经营的高度分裂，由此产生了企业治理的道德失衡。

　　1．企业与顾客的关系方面：欺骗性的广告宣传，在营销和推广上夸大其词，生产不安全或有损健康的产品。有些经营者明知产品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成分，但故意向消费者隐瞒真相，而大力宣传其对消费者有利的方面，或信口开河、擅自夸大产品的功效。

　　2．企业与竞争者的关系方面：假冒其他企业的商标，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损害竞争对手商业声誉，不遵守市场游戏规则，挖墙脚等。非凡是企业间不讲信誉、彼此拖欠和赖账、不履行合同。

　　3．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方面：有些企业盲目追求利润，不顾员工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侵犯员工的健康权利；有些企业在招聘、提升和报酬上采取性别、种族歧视，侵犯隐私；有些企业对员工的工作评价不公正，克扣薪水等。

　　4．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财务欺诈、偷税漏费、、权利腐败、商业贿赂、地方保护主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等。

　　5．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企业为追求高利润，对治理污染采取消极态度。对排放’三废”等造成的污染不实施治理而是继续偷偷地排出。非凡是一些化工、印染、造纸等工厂规模小，对废水缺乏必要的处理，严重污染环境。

　　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轻易造成竞争无序，使企业治理道德缺乏约束。甚至出现经营活动缺乏公平竞争制度，经营“游戏”规则混乱的局面。在此局面中，由于国家政策控制的原因，造成地区、行业、单位的竞争起点不同，从源头上造成了竞争无序；加上市场体系不完善，未能形成众多统一开放的全国大市场，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泛滥，一些官员从当地经济发展和自己政绩、利益需要出发，非但没有取缔无序竞争，反而搞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纵容包庇无序竞争、违法经营。

　　信息传递的滞后和扭曲，使企业治理失衡成为可能。经营活动中出现一些欺骗、失信现象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信息风云变幻，使得信息难于控制。拥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可能欺骗另一方，加上媒体广告片面宣传的推波助澜，为不法企业欺诈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只要有利可图，或者欺诈带来的收益大于为进行欺诈所付出的成本投入，欺骗、失信就会不知倦怠地连续下去。这样造成企业治理道德的失衡。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观，仍然是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然而，在经济转型的非凡环境条件下，部分企业价值取向出现了偏颇，过分强调企业利润最大化，功利主义的趋向严重，忽视甚至侵害他人的利益。这些企业为了私利，不择手段，违法经营，使企业丧失道德，逃避责任，造成企业治理道德的失衡。

　　相对经营者而言，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国家颁布了一整套法律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平交易和消费者切身利益。然而由于消费者法制观念落后，自我保护意识极其薄弱，许多消费者面对迅速形成的立法内容无从把握和运用。越来越多的法律规定难于起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而是成为一纸空文。这样消费者的行为往往姑息迁就了企业不道德的经营行为。

　　一是提高治理道德熟悉，包括治理者对其治理的地位、性质、作用、服务对象、服务手段等方面的熟悉。对治理道德价值的熟悉是培育治理者治理道德的前提，就是要熟悉治理道德的实质、内涵，充分熟悉到治理道德对个人、企业乃至社会的重要性。只有提高对治理道德的熟悉，才能 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实施、在发展中提升。

　　二是培养治理道德情感，就是治理者在处理自己和职业的关系及评价治理行为过程中形成的荣辱好恶等情绪和态度。主要包括对所从事治理工作荣誉感、责任感，对服务对象的亲切感，热爱本职工作，敬业乐业等。治理道德情感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一种稳定而强大的力量，积极影响人们治理道德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三是锻炼治理道德意志，就是人们在履行治理义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地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作出抉择的力量和精神。是否具有坚毅果敢的治理道德意志，是衡量每个治理者治理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

　　四是坚定治理道德信念，就是治理者对所从事治理工作应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理想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治理者一旦牢固地确定了治理道德信念，就能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能据此来鉴别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培养和确立终身不渝的治理道德信念，是每个治理者治理道德修养的中心环节。

　　治理道德建设的过程，就是治理者治理道德素质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这需要治理者把治理道德熟悉、治理道德情感、治理道德意志和治理道德信念等与所从事的治理工作、企业的实际情况等结合起来，注重吸收西方道德观中合理的成分，广泛继续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的精华，提炼出体现治理特色的治理道德准则，使治理者了解、明确治理道德规范，认清治理道德的标准和行为准则，以利于治理者形成良好的治理道德。

　　通过提炼治理道德标准，实行治理道德的规范化治理，使治理者自觉地对照治理道德准则时刻检查自己、规范自己行为，将治理道德准则内化成治理道德熟悉，从而培养成良好的治理道德行为习惯，既有利于治理者自身建设与发展，又有利于企业治理水平提高与发展。

　　在治理道德建设过程中，树立典型、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是重要的。典型引导是激励人们自觉规范道德行为的有效途径。

　　一是注重发挥企业领导者治理道德的表率作用。企业领导者是企业的精英，足高层治理者，其模范、表率行为对其他治理者治理道德的形成具有更直接的效果。对企业领导者来说，治理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企业领导人应把国家、员工赋予的职位当作为国家、企业贡献、为员工服务的机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勇于负责，不计得失，自强不息，以身作则，讲真话、办实事、“言必信、行必果”，树立领导者良好的治理道德，这对推动整个层面治理道德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树立典型人物，做好舆论导向，发挥引导作用。象牛玉儒等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是人们所景仰的，在这些典型人物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了优秀的治理道德。因此，大力宣传典型，把道德规范人格化，有利于使治理者以典型人物为榜样，学习典型人物的人格，激发自身去追求典型人物所拥有的优秀的理想人格，并且以这种理想人格为标准而塑造自己，促进治理者治理道德水平的形成和提高。

　　治理者是否具有治理道德，不是看其是否会背诵治理道德的多少规范条款，而要看他是否能理解治理道德，把治理道德要求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具体工作中，形成稳定的职业行为。治理道德规范化、制度化，就会成为治理者的习惯行为，就会在治理工作中发挥巨大作用，也必将在企业内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使企业步人良性的发展轨道。因此，企业应将治理道德建设纳入治理者岗位考核内容之一，加强检查、考核、奖惩，使每一个治理者不断地自我对照准则检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为方向，最终养成良好的治理道德。

　　治理者是治理道德的主体，治理道德是对治理者行为的规范和制约，一个合格的治理者也必然是一个有道德的治理者，做有道德的治理者，应该是每一个治理者的职业准则。在当今时代，治理者和企业应注重开展和加强治理道德培育，提高治理者的治理道德，使治理者有所为、有所不为，养成良好的治理道德行为，才能有效地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获取更大的效益，实现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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