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高校课程中，应该适当地强化学生的公民教育。

　　4月19日，第三届“亚太地区德育网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尼泊尔等国的近40位学者到会，加上前来听会的学生及有兴趣的人，不大的会议室有些拥挤，但气氛又是热烈的，在规定20分钟的演讲和20分钟的讨论中，显然讨论占据了更多的时间。

　　“其实，东西方学者所讨论和关注的话题并不一样，我们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公民与道德教育的本土选择，东方学者更接近这一主题。”北师大公民与道德教育中心主任檀传宝对研讨会寄予了较大的期望，“但是，这就是公民研究的特征”。

　　“中国公民教育研究只是起步阶段，很多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来得及理清、做分析工作。”檀传宝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学者认同。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曼与中央财经大学老师冯秀军合写的论文《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做了一个梳理工作，冯秀军说，实际上，中国公民与道德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的疏理，包括西方公民概念、中国道德思想等最基础的研究。

　　南京师大教授金生鈜也认为，我国谈德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都不是在一个层面谈的，造成很多混乱。而且在谈道德教育时不是在一个传统、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最后往往是观点不同甚至发生冲突。

　　实际上国内专门的公民研究学术机构并不多。北师大公民与道德教育中心成立于2003年，和许多高校的德育中心不一样，北师大有意识地在名称上强调了“公民”。檀传宝说，据他现在的了解，国内有两所高校公民教育研究机构挂牌，另一所是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但因为两个中心研究的内容不尽相同，故几乎没有过多的学术交流。

　　“这与公民的敏感性有关”，一些学者这样认为。在报告中提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檀传宝认为这对公民研究将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国内首先要解放思想，“既然能接受市场经济，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可以接受公民教育这样的概念，现在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然也要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不要视之为禁忌”，檀传宝说。

　　研究的滞后必然不可能让教育得到良性发展。金生鈜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国内对公民教育的理解还非常狭隘，还没有从一个中国社会里、公民社会里的发展角度理解公民教育。

　　尽管如此，公民教育却刻不容缓。不像农耕时代自给自足，当下既是相互分离又相互依靠的风险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了，吃的、用的都是由别的地方生产出来，其中的风险和相互依赖性更让人们以共同性、公共性去思考问题。

　　金生鈜解释，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成为更好的人，而一个人当他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才能成为公民。简单地说，当一个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状况，个人可以选择隐居，完善他的道德，但如果他融入到社会中，对不正义的现象进行批评，那么他既可以是道德完善的人，也是好公民。因此，金生鈜认为公民教育是教育的核心。

　　而接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公民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古代也有“公”、“天下”等类似的概念，而儒家、道家都特别强调一个人面对天下思考世界。换句话说，国情、传统文化不同，中国公民教育的内容不能照搬西方。

　　檀传宝举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以道德教育中的“谦虚”来看，西方人认为不讲假话，尽量、百分百地说实话，充分地展现出来就是谦虚，中国人则不是，有100分只能讲85分，如果讲自己有100分，基本上认为你是不谦虚的。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许多道德与公民准则是大家共同遵守和追求的，但又有地区、民族甚至某个城市、家庭的特性。

　　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学者李荣安研究公民教育多年，他认为公民教育要有立足点，虽然都是谈责任、义务，对社会的认同，制度如何保障一个人的问题，表面上谈的内容一样，但背后的出发点不一样，差异就很大。

　　现在东西方趋势是从对方的角度去发展公民教育，西方国家感到现在的学生道德崩溃，所以更多谈一些集体主义，加强公民责任，对什么是道德规范有了更多的共识。

　　同时，在亚洲，如日本、中国、中国台湾等，都感到传统文化有太多规范，应该多提一些公民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从松绑的角度来看公民教育。“总之，他们在收我们在放。”李荣安说，“针对自己的社会吸收别国经验，补充自己国家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不足，让自己的社会逐步完善。”

　　李荣安曾做过一个项目，有关香港中学的公民教育的模式。每所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设置公民教育内容，有以生命教育为中心的，而有宗教背景的学校多是将宗教和公民教育结合。形式上也不统一，有的学校通过课余活动进行公民教育，用非正规的方法，如早会、比赛等；有的采用全校参与的方法，所有教师都在课程里渗透，比如英文教师谈全球价值观，中文教师谈中国的道德伦理，生物学谈生物伦理，通过价值教育、渗透的方式，不同学科都谈到该学科的价值观。

　　李荣安由此得出香港的公民教育是兼容并包，多样化、多定义的，有一个总体比较宽的态度和行为。

　　香港的公民教育也不是一开始就受到重视的，从颁布的一系列规定可以发现这点。另一个重要变化，香港政府承认公民教育的教师可以成为升职的指标，以前升职机会比较多的是中文、数学、英文等学科的课主任，后来辅导老师也有机会。这一方面说明现在对公民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另一方面政府承认其对学校的贡献。

　　需要提出的是，香港的公民教育仅限于中小学，大学中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内容。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自社会期望。李荣安举例说，最近报道的香港的大学生发生性行为，并将其影像放到网上，引起轰动。有学生认为，大学生也是人，不能对大学生的期望过高。社会上的人却不这么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作为精英，对大学生总体有较高的道德期望。而李荣安所在的香港教育学院因培养未来教师，因此人们会对学生的道德期望更高。

　　相比较香港，内地学者更希望政府推动国内的公民教育。

　　檀传宝希望有专门的话题、专门的教育安排，首先，在现有的课程里强化过去没有讲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从中学到大学都需要。其次是学校生活的安排，让学生在公共生活空间里体会。

　　“将来有可能的话，在现在的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的相关课程里，甚至幼儿园，有一条线贯穿，不同年龄段根据他们不同说话方式进行材料安排，有深浅、形式上的区别。”

　　与檀传宝的观点非常相似，只是金生鈜更明确提出制度化。尽管金生鈜感到现在将公民教育制度化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有两方面内容可做，一是在理论上、教育上把公民教育提到制度层面上；二是作一些公民教育的尝试，学校生活、课堂课程里包含公民的内容，例如公民的美德中增加公民的权利、自由等，把公民的美德、权利、自由和品格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没有基础、没有环境，公民教育的开展在国内困难不小，但正如檀传宝所说：“我能感觉到在中国，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多么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比后者更重要。”金生鈜尤其提出在学校目的设置上，要考虑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培养把公民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金年会平台